爱在以色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于日本纳粹主义的中国人有多少个？”哈雅看着我，蓝色的眼睛里写满了疑问，严肃而哀伤的。

2009年4月20日晚9点，我和一个中国朋友走在特拉维夫街头，店铺林立的耶胡达.马卡比大街此时异常寂静。在这样春风沉醉的夜晚，露天咖啡座里闲聊的人们、遛狗的情侣们、街头吹萨克斯的艺人、孩子们踩滑板的声音……这些就在昨天以及往昔每个夜晚都时刻存在的情景，此刻悄然不见。店铺里没有灯光，大门紧锁；街上没有行人；公车站寥寥地有三两个人在等车。偶尔有几辆摩托警车慢速地驶过，朋友拍拍我说：

“看，警察在巡查哦。”

“查什么？”我很吃惊。以我住在以色列的经验知道，警察除非偶尔在路边抽查司机是否违规驾驶以外，实在没有其他什么巡查了。

“查看那些商店、饭馆等所有的营业场所，如果看见有营业的，就会发告票给店家。”

“告票？是你们香港人的叫法吧？做什么用呢？”

“就是罚款什么的，好象法院里给的，会受到惩罚的，听说会罚很多钱。我家的餐厅今天明天就不营业的嘛，怕挣的钱还不够交罚款的呢。”

“为什么今天明天不能营业呢？”我问。

“是犹太人的大屠杀纪念日，从今天太阳落山开始直到明天太阳落山结束。这期间要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作为对大屠杀期间遇难的犹太人的一种纪念。”

晚间从特拉维夫开往海法的火车上，乘客寥寥，车厢里因此显得空荡荡的。朋友和我悠闲地挑选座位，不用像平时那样赶快上车占座。

到家后打开电视，上百个以前可以看的电视频道现在居然只有几十个外国频道在正常播出，比如CNN,CCTV9等，以色列本地电视频道大部分停播，画面统一都是一盏烛灯和一行写着“大屠杀纪念日”的希伯来文字。有3个新闻频道在不停地转播刚刚结束的大屠杀纪念仪式。那是晚上8点在耶路撒冷的Yad Vashem大屠杀纪念馆举行的纪念活动。6名大屠杀幸存者点燃了象征二战期间被屠杀的600万犹太人的6支火炬。由于今年的纪念活动主题是“大屠杀中的儿童”，因此在一年一度的“每人（遇难者）都有一个名字”这个环节，人们大声诵读出在大屠杀中遇害的儿童们的名字。

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发表讲话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史无前例的犯罪，而以色列国的建立则是对纳粹主义的历史性胜利。他同时强调，大屠杀的历史不容淡忘。除总统佩雷斯外，总理内塔尼亚胡、议长、各界代表和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家属都出席了纪念活动。

2005年11月1日，由联合国大会104个国家发起草案，把每年公历1月27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1945年奥斯威辛解放的日子），而以色列早在1955年就通过国内立法确定了犹太历每年4月27日为大屠杀纪念日（1943年华沙犹太人举行起义反抗纳粹的日子）。由于犹太纪年和公元纪年方式不同，所以每年纪念日的公历日期有所不同。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并不被广大以色列市民所了解，而本国内每年4月的大屠杀纪念日人尽皆知，因为在纪念日里公共场所不营业、举国上下没有娱乐活动，而最为人所知的是早上十点会有2分钟的默哀，全国各地会同时拉响警报。行人驻足、车辆停驶、人们停止手头正在做的事情，默默地站在原地，为遇难的同胞们默哀、祈祷。这一瞬间世间万物好像都停止了，连呼吸也没有……

我的中文学生哈雅是海法大学的教授，大屠杀纪念日那天她一如既往地来我家学中文，课间我想问她一些关于大屠杀的事情，Holocaust一词刚说出口，她就不停地摇头，无奈而痛苦地说：“上帝，我简直受够了，我不想提这个，我的母亲是大屠杀时期的幸存者，我从小就被她的痛苦所影响，虽然她6年前已经去世了，可是我仍然不能走出那个阴影，每年一到这几天，我都强迫自己大量工作，然后赶快回家，把自己躲起来。不能看电视，不能听到任何关于这个话题的东西。我的女儿现在已经上高中了，他们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在高中阶段要做一个社会实践活动，然后写篇报告。这种社会活动可以是去医院照顾病人、去老人院照顾老人或者其他的义务工作，我女儿选择了照顾大屠杀幸存者，她每周都会去探访一个85岁的老太太，她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我的女儿已经持续探望她2年了。开始的1年多里，女儿试图跟她谈犹太人大屠杀的事情，可是老太太什么都不愿意说，她只好陪她说点别的，直到最近老太太才开始选择性地回答一点点女儿关于大屠杀的问题。每次女儿看望老人后回到家里情绪都很差，我因此更加难受。”

她低下头，头发遮住了脸，就好象要把自己再次藏起来一样，我不忍心再问她了，于是慢慢转换话题。

“你知道吗，在二战期间，中国人民也曾遭受了日本纳粹分子的暴行……”

“是的，我听说过一点，这也是国际新闻里中国政府常常和日本政府有争执的原因。”

“是的，日本纳粹分子残酷杀害了很多中国人，可是直到如今，他们的政府不仅不像德国政府那样公开承认罪行并道歉，更可气的是他们还否认罪行，并公开拜祭战死的日本纳粹分子。”

“德国政府确实为大屠杀期间的犹太人提供了赔偿，虽然这些赔偿远远不能弥补我们那时所损失的，但他们做了。我们的大屠杀幸存者们，根据所受伤害的程度不同，每个月可以领取1600谢克尔（相当于3200元人民币）到7000谢克尔不等的赔偿金，并且在购买住房、医疗等很多方面都享有额外补助，直到幸存者身故后，幸存者配偶可以得到为期三年的同样的补助。对于幸存者的后代，也会有购房补助和一些其他补助。这些补偿措施都是德国政府和以色列政府协商后，由以色列政府制定出具体措施并执行。民间也有很多犹太人或者德国组成的大屠杀幸存者慈善机构，为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代提供服务。”

她的说法也进一步印证了我之前在以色列国家内政部和教育部网站上所查到的关于国家对大屠杀幸存者的保护措施，该措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完善的体系，细微到为幸存者及其家属每年提供为期21天的国内外疗养度假，并详细列出了免费提供的酒店住宿名单。对于行动不能自理的幸存者，政府会免费提供专职看护人员（生活保姆）……海量的补助措施多到往往幸存者和家属们都没有精力去仔细查看条文，只是捡自己最需要的执行。而犹太人勤俭自强的传统也使得很多幸存者和家属并不去领取这些补助，以至于政府部门不得不着重强调，凡是没有申请过补助的幸存者和家属，可一次性去领取两千多欧元的赔偿。

“你们的政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做得真好！这也算是对那600万遇难者的一种安慰吧。”我由衷地感叹。

哈雅沉默了一阵后，突然问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于日本纳粹主义的中国人有多少？那些幸存者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我一时语塞。我努力的去回忆中学历史课本里对于二战期间日军侵华的暴行所作的描述，努力地想要估算一下遇难者的人数，可是竟无从想起。我所能记得的似乎只是南京大屠杀这个词组，其他一切都不了解了。

“我不知道具体人数，我要查一查。”于是我快速地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得到的数字是三千多万。于是我告诉她这个数据，同时也强调这可能不是最准确的数字。“中国有一些纪念二战的博物馆，但政府对于幸存者是否有什么补助，我就不知道了，也许没有。像以色列这样隆重的纪念仪式也是没有的。”我回答完她的问题。

“三千万？”她重复道，很显然数字大得令她难以置信，“没有补助和赔偿，没有纪念日？”她再次重复着我的答案，显然不能接受，“这是不对的，这真的不对……”她反复地摇头，并重复着这句话，蓝色的眼睛里写满了疑问，严肃而哀伤。

“那些编号烙在集中营里每个犹太人的身体上，也永远地烙在我心里。”茹姿说这话时，我分明看见她眼里泛起的泪光。

2002年，茹姿和她的高中同学们踏上了前往波兰的旅途，这是她第一次出国旅行，兴奋？高兴？新奇？她都没有。身边的同学们看起来情绪也不是那么好。只因这实在是一次特别的旅行——参观在波兰境内的大屠杀遗址。

以色列的青少年从小或多或少都会耳闻目染地知道一点关于德国纳粹分子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事件，但由于其惨烈程度之大，教育部明令提出在小学五年级以前不得给学生们教受关于大屠杀的东西，如《安妮日记》这样侧面记载大屠杀的文学作品要到学生们进入八年级的时候才会介绍。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会全面学习大屠杀事件，会看到那些记载大屠杀的图片和文字资料，进入高三后，教育部下属的专门机构会组织学生们去波兰实地参观，这个为期8天的行程需要花费每个学生一万二千多元人民币的费用，学生家长和政府相关部门会分摊这笔费用。

参观地点集中在波兰的华沙、克拉科夫、卢布林、罗兹4个城市的犹太人隔离区、集中营、死亡集中营、万人坑等大屠杀时期留下来的遗址。其中奥斯威辛、比克瑙、特莱博林卡贝尔赛克等死亡集中营是必去之地。学生们每天参观完回到住地后都会举行一个讨论，自由发表参观后的想法和观点，负责带领学生们参观的向导会讲述第二天的行程安排。“安息日之夜”的活动会安排在4个城市中的某两个举行，学生们会去该市的犹太会堂跟随拉比祈祷，并诵读犹太教的经书；另外也有参观当地世俗人学校的活动，这些活动穿插在参观大屠杀遗址的活动中间进行，为了缓建由于大屠杀遗址带给学生们太过强烈的痛苦刺激。

茹姿是个坚强、乐观的姑娘，日常生活中甚至有点像个假小子，在参观的那几天时间里，很多女生都哭了，茹姿很辛苦，她需要照顾女同学们，她拥抱她们，为她们擦干泪，默默地陪她们长久站立着。她始终不曾落泪。当她结束旅程回到以色列的家中，家人明显地发现她瘦了，而且她常常独自发呆。

“那真的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时期。在波兰的日子里，我没有哭泣，可是我整晚都睡不着觉，我不能也不敢闭上眼睛。我小时候见过一些身上烙有号码的人，我的祖父也有，我记得我还曾经问过他那个号码是什么意思。当我在波兰的时候，夜晚闭上眼睛，那些烙着号码的身体就会出现，我无法入睡。那些编号永远烙在我心里了。”

当茹姿给我看她在波兰参观大屠杀遗址的照片时，当她坦然地讲述那段经历时，我知道她已经从痛苦的历程中站起来了，如同凤凰涅磐。我也听很多犹太父母提到他们的孩子以前多么淘气，然而从波兰回来后，就突然长大了，成熟了。

今年大屠杀纪念活动的主题是“记住历史，塑造未来”，我想，对于很多以色列犹太人而言，这段历史不仅被他们记住了，更被深深地烙在了他们心底。

中午醒来，赖在床上想，昨天好像是睡在客厅沙发上的，怎么醒来的时候在床上呢？然后叫他的名字，没应。听了一会儿，客厅里没有动静。看来早茶到床的服务是指望不上了。披衣下床，走到客厅里一看，顿时把鼻子都快气歪了。他的窝胡乱地铺在地上，厨房的水槽里堆满了碗筷，散发出馊味儿。花了好几个小时才算把客厅清理干净。

中午他回家来，刚一开门，我劈头就喝：“为什么你不洗碗？为什么把客厅里弄得那么乱？有床不睡，你睡沙发坐什么？而且沙发被你弄得像狗窝一样……”

他被我这通打机关枪一样的数落后，人都蒙了，站在门口手足无措，大概过了一分多钟才反应过来。关了门，放下书包，走过来亲了下我的额头。我仍然气鼓鼓地，扭过头去不看他。他摸着我的头，慢慢地说：“昨天我回家，看见你在沙发上睡着了，所以把你抱到床上。我做完作业已经很晚了，怕洗碗的声音会吵醒你，所以就没洗，然后就睡在沙发上了。”

靠，我真混蛋！

    某天在他家，内急，上厕所，坐在马桶上环顾左右，一本叫《三联生活周刊》的杂志躺在洗脸盆架子上，顺手抄起来就再也没撒手。导演在外面叫，说下楼去吃饭，我说你们去吧，我便秘。

    坐在马桶上一气呵成，四本杂志读完，两腿麻木，站不起来了。摸着厕所的墙，一瘸一拐地挪到门口，打开厕所门，一阵清新空气涌进来，爽！真爽！！！

站在客厅里，看窗外日以西沉，此情此景更刺激我陷入极度沉思：这么牛的杂志，导演怎么放在厕所里呢？它怎么能被当成马桶读物呢？由此推断出的结论是：该导演定是不凡之人，将来定能拍大片，成大事。

    从导演家回学校后，最常干的一件事就是跑校门口的报刊亭，语气虚弱地问：“有三联生活周刊吗？”（心里明白肯定是买不起的）。卖报人就从一大片杂志里抽出一本来，又或者冲着亭子里的老婆大声问：“三联来了没？”

    之后再想去导演家，都会先跑到报刊亭问一下，确定最新一期杂志以到货了，然后再往后掐算几日，择定好日子，跑到导演家里，敷衍寒暄几句，快速就奔厕所里去了，直到若干年后再和他见面时，他记忆最深的就是我有便秘的毛病。

    第二学年的某天，接到导演的电话，说他找到了投资，准备拍一个史无前例的大片，他让我给他当助理，把他的剧本手稿录入电脑、各种文件整理归档什么的。放下电话，我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冲到他家，双手高捧着他给我的几页剧本手稿，端正地坐在沙发上读完，我立刻走进厕所，把洗脸盆架子上所有的三联生活周刊拿出来，放到他贵重的檀香木书桌上。

    我的人生第一份职业是在“广电总急”做个小职员，月薪600元，租房子150元，盐水炒白菜自己在煤油炉上做，成本降低了不少，某月底发现居然有10元节余，下班后马上冲出大门，离报刊亭还老远呢，俨然老主顾一样，扯着嗓子喊“老板，三联来了没？”

    人在兴奋中，只想着赶快到家，躺在床上读杂志，那是何等享受，居然忘了错开下班高峰，一挤上332路公车，就知道注定这一路要遭殃了，从复兴门到航天桥，两次被挤得双脚不着地，肋骨卡在售票员的那个高铁台子边缘，人已经间歇性背过气去，心里却在担心着背包卡在人群里，包里的三联怕是被挤坏了吧？那本三联，当夜从头到尾读了两遍，广告夹页都没放过，临睡着前还记得把它压在厚重的木板下弄平整，然后带着巨大的满足感睡去。一周后去澡堂洗澡，一转身，猛然在镜子里看见左肋处一大块瘀青，遂忆起这是买第一本三联那天在公交车上被挤的。

    人穷思变，转年我跳槽去“坐台”，收入明显改善，我终于买得起三联了，在无数个片子被毙的惨绝人寰的夜里，三联简直就成了我的精神“毒品”。某日深夜片子再次被毙后出台，坐进出租车，混不吝地要求司机打开车内的灯，翻到“生活圆桌”，半躺在后座上，对司机讲：“师傅，给我绕远了开啊。”盖因从台里到航天桥的家里，走三环的话，时间不够我读完一本三联的。

    我有一同门师兄，长我10多岁，其时已在央视坐台，我们学业、工作上从没交集，可是却常常在各种饭局上碰面，一来二往竟然熟到差点拜他父母做干爹干妈。也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居然发现自己见他会脸红心跳，对他的暗恋之情汹涌澎湃。某日见面，他告诉我他们组新来了个小编导，人很甜。再过几日，打电话闲聊时，他说他们在恋爱。得知此噩耗，简直比片子被毙十回还难受，我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去报摊儿，从卖报人手里接过三联，一打开，精准地在“生活圆桌”栏目，那天，那里面有一篇小文《上半截与下半截》。我站在报摊前没挪窝儿，期间好像被几个买球报的给撞得东倒西歪，一气儿读完，我觉得片子被毙十回好像也没啥大不了的。

    多年后的某天，坐在洪晃位于大山子的家里，那个在我看来装修得满是装置和行为艺术的地方，她的声音从厚重的香烟气味里透出来：“我这儿现在就缺个执行出版人，你考虑考虑？”

    后来，我把她发表在三联“生活圆桌”里所有的随笔重读过，当然也包括那篇《上半截与下半截》。我确定我不是她要的那杯茶，我还太嫩。

    转过年去，某天师兄打电话约我吃饭，席间问起他的“小甜甜”，他说她离开了央视，也离开了他。本来这对我是个绝好的Happy ending，可是职业病让我又多了一句嘴，我问她去了哪儿？师兄说，她跳槽去了三联。

    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狠的女人，两次夺我所爱？我的暗恋、我的精神家园、我的Holy Land。这不曾谋面的，只被师兄提过两次的女人，至今我都还记得她的名字。

    如同所有的北漂，十年在京，我换过不下二十个住处，我曾经坚持在某个公寓住了两年，只为能实现有个固定地址，可以常年订阅三联，但始终还是没能扛过时间的颠沛流离，我始终是那个朝秦暮楚的读者。

    曾经有很多次，同个念头从思绪里一闪而过：我也可以给三联写稿。自始至终也没那份胆气。直至移居海外，某日因了巴以战争的缘故，竟有国内媒体约稿，编辑盛赞之下，无疑平添了几分勇气，贸贸然给三联写了稿子，惶惶然投给苗大师，过几日，竟得他通知，发稿了。其实我打心底里知道，能给三联发稿，无非是占了天时地利之便，可是，我这近水楼台的一小步，好歹让我离坐在那张“生活圆桌”边更近了一步不是？

    三联有句广告语：一本杂志和它倡导的生活。做三联的粉丝近12年了，但我一直没细想过，三联究竟要倡导什么样的生活。当苗大师在MSN里告诉我，稿子被采用了时，我坐在电脑前想了想我的生活，从无数的惊涛骇浪到如今的淡定恬然，从社会主义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到资本主义的繁华都市，从民族土语到熟练运用三国语言，这些漫长艰辛的过往里，总能对应地让我忆起某些在三联上出现过的文字。

（该文已给深圳女报，请其他媒体慎载）

昨夜辗转到天快亮时才睡着，中午醒来，窗外蓝天高远，还能看到草地上前一次冬雨后长出来的各种小蘑菇，不远处的街道上车流一如往常，街角的露天咖啡馆，人们仍然坐在桌边闲聊着，我似乎还能闻到桌上热腾腾的咖啡香，再想想昨天我抱着艾丹逃往地下掩体的情形，它们突然显得那么不真实，好像我是去当了一回战争影片的群众演员。

电视里正在重播战死的以色列士兵的葬礼片段，期间穿插播放了每个士兵的生前照片和录像，那些生龙活虎的青春少年，昨天还在和同伴们玩滑板，弹吉他，画面切换间就已经躺在棺木里，身形依然健美，可是冰冷僵硬。

葬礼现场庄严肃穆，士兵的家人们互相搀扶相拥在一起，没有眼泪，没有哀嚎，可是那眼神却从来没离开过棺木，那眼神的力量似乎要把躺在棺木里的人拉出来，拉回到家人的身边。几个年轻女孩子开始哭泣，没有声音的，只看见泪水滚下来。他们把头埋在其他同伴的怀里，用尽力量克制着悲哀，身体因此而抽搐。加沙城里的血腥和哀嚎曾让我震惊，而以色列人的隐忍，坚强和乐观带给我的不仅是震憾，还有更多敬意！

先生拿了毯子走到客厅来给我批上，我突然联想到自己这个夜猫子常常半夜把他吵醒，早上又发脾气嫌他做早餐的声音吵得我不能睡觉，可是那些早餐通常都是我比他吃得更多。他从来不抱怨什么，他从来不生气，更谈不上愤怒，实际上和我朝夕相处的那八十多个公司同事、我身边不下百人的亲朋好友，这些以色列人，我从来没看见他们愤怒过。

“我真是笨蛋，以前花了那么多时间生你的气，花了那么多时间惩罚你，可是死亡来的那么猝不及防，与其在葬礼上悲伤和chang悔，还不如生前彼此好好相爱。我以后一定要控制自己，再也不生你的气了，我以后只爱你，好好待你，也去好好待身边每个人。”先生听完我这段感慨，在我额头上久久地吻了一下，我知道他完全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的先生，这个小我五岁多的以色列小青年，在很多方面都还懵懂着，需要我的人生经验和指引，可是我此时才悟到的这个人生经验他却是早早就领会了，那或许是从他一出生开始。

今天，以色列宣布停战。此后哈马斯发射了几枚火箭弹。以色列地面部队正在撤离加沙城。

2009-1-16  明天你还来，好吗？

（该文已给深圳女报杂志，请其他媒体慎载）

先生所在的大学里组织学生志愿者去白尔谢瓦市看望住在那里的孩子们，哈马斯的火箭弹频繁落在这个以色列南部最大的城市，导致孩子们不得不停课待在家里。我也报了名参加，但觉得去的可能性比较渺茫，因为自己不是这里的学生，没想到很快就收到回信说接受了我的报名，并且为此表示感谢。

早上六点半，我和其他的学生志愿者们乘坐学校的大巴车往白尔谢瓦进发，因为走得很早，路上鲜有车辆，异常安静。目前正是以色列的雨季，满目翠绿，空气清新，战争似乎只是书里的名词，跟当下没有任何关系。

十点钟到达白而謝瓦的本古里安大学，由这里的志愿者给大家分配工作，我和Raz被分配去看望一个以色列家庭，辅导家里的三个大孩子写家庭作业。我们步行了大概公车两站路远的样子，Raz带我走到街道的一处拐角，那里有一个公用地下掩体，我们沿着台阶下到地下掩体内，几张破旧的桌子摆在一间大屋子中央，靠墙的地上放了几张床垫子和被褥，一台电视放在床边的破茶几上。围绕着大屋子的是一个不到八平米的厕所和同样小的简易厨房。

孩子们的家就是街对面的一座简易楼房，不知道为什么那栋房子居然没有掩体，所以这家人每遇空袭就得在十五秒内飞奔过大街，到街角的这个公用掩体来，这对于家里六岁和八岁的两个排行老二老三的妹妹，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于是这家人做了如下分工：父亲带着老二老三两个妹妹晚上睡在地下掩体里，母亲和十三岁的大女儿睡在家里，照顾一对尚在襁褓的双胞胎小孩。

我们在地下掩体里和孩子们画画，然后我教他们玩我的数码相机，孩子们极兴奋地拿着相机互相拍照，摆出各种造型。地下掩体里没有取暖设备，潮湿阴冷，我走到地面上去晒晒太阳，正好看见女主人推着婴儿车也在掩体附近散步，于是我们聊起来，我问她有几个孩子，每个孩子的情况，很快的就和她聊熟了，她突然就说了一句令我吃惊的话。

她说：“杨，你们中国不好。”

这话完全跟我们在聊的事情不沾边，她就突然这么冒出来一句。来以色列已经两年了，每每跟当地人聊到中国，他们都是评价很好，今天还是第一次听到负面观点，我感到意外极了。我赶紧问她为什么。

她接着说：“我们的电视节目里说，中国说以色列不好，说我们犹太人不好，是我们发起了这场战争，说我们杀死了很多巴勒斯坦人。可是事实不是这样的。中国不好。”

我不知道该怎么答她，巴以战争，这个敏感话题，如果将它的是非争议写成书的话，可以写成全球最厚的一本书，又怎么能以好或不好就轻易做结。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她突然又说：“杨，但是你很好，你是很好的中国人，谢谢你。”

中午我们告别了这家人，赶去另外一个地下掩体，那里有二十多个孩子，家长都去工作了，只有一个社区的大妈和一个学生志愿者照看孩子们，他们忙不过来。我们到了那里后，我的亚洲面孔很快就把孩子们吸引住了，他们围着我问各种问题。

怎么用中文说你好？怎么说你好吗？中国有猫吗？是什么颜色的？有狗吗？我叫Jany，我弟弟叫Miky，中文怎么说我们的名字？

我拿出数码相机教孩子们玩，于是他们轮流的要给我拍照，孩子们有的搂着我，有的趴在我背上，都争着跟我合影。

趁两个志愿者带领孩子们去玩游戏的空，我得以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社区里照看孩子们的大妈坐在我身边织毛衣。我想多了解一些关于加沙之战的八卦，于是就和她聊起来。

我：“您织得真快啊，什么时候开始织的？”她已经在织领口的收尾部分了。

大妈：“不是很快，已经织了快三个星期了，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开始织的。”

我：“好啊，那您赶快织完吧，估计等您织完，这仗也就打完了。”

我们俩都笑起来，为这个美好的愿望，可是她突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笑着说：“哎哟，那可怎么是好，我还有一件才刚开始织呢。”她说着就从随身的大包包里掏出另外一件刚织了半只袖子的毛衣给我看。我们又都笑起来，笑声中多了些许无奈。

孩子们在草地上玩了一会儿游戏，两个志愿者和大妈领着八岁以上的大孩子们去打扫地下掩体里的房间，我陪其他五个年幼的孩子继续留在草地上玩耍。男孩子们去玩单杠，莉莉安和艾丹俩个小女孩坐在跷跷板一端，试图把坐在另一端的我撬起来。男孩子们象顽皮的小猴子在单杠上爬来爬去的，争相做出各种动作，然后大声地叫我“杨，看我的，看我的……”我真希望时间就停在当下，让我一直和他们一起玩耍，什么都不用想。

空袭警报就在此时响起来，在我还没意识到怎么回事，还傻傻地坐在跷跷板上时，我看见莉莉安已经跑出去很远了，而四岁的艾丹也已经跑到草地外了，我拔腿就跑，我看见跑在我前面的艾丹突然停下，那里有一个很高的台阶，莉莉安边跑边回头看她，显然是想帮她。我加快速度想去把艾丹抱起来，就在我快赶上她时，她快速地坐到地上，双腿一哧溜就够到了台阶下面，她还没站稳，就又发足狂奔，我竟然都没法超过她。我紧随艾丹身后，护着她跑进掩体地上部分的小屋子，更多的人涌进来了，艾丹吃力地下台阶，她还太小，腿短短的，而通往地下的台阶都很高，我快步跳下两级台阶，一把搂起艾丹就往地下掩体里跑，我感到背后的人群压上来，我感到自己好像要被什么给淹没了。我一脚刚跨进地下掩体的门，还没把艾丹放下，就听见三声沉闷的巨响，不是那种啪啪的爆炸声，更像是某种非常重的东西砸进泥土里了，很沉闷但是很重的响声。莉莉安伸出三个手指对我说“三个”。

之前空荡荡的掩体里现在都挤满了人，我这才回神过来观察眼前的场面，我问自己：啊，这么多人，从哪儿来的呀？真的，就这么突然一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身边都是人，大家都在说话：三个。不，四个。我听见是四个。应该离我们不远，声音很清楚。

我把艾丹放下时，发现自己双腿抖得厉害。在十五秒内，我抱着一个四岁的孩子发足狂奔，这还真是很累的体力活儿。又或者是因为紧张吧。

莉莉安看见我站在那里手足无措的样子，她走到一个破旧的沙发那里坐下，然后她叫我：Yang，Boyi，Boyi（杨，来，来）。

我走过去坐到她身边，她开始比划一些手势，我看不懂，她说是老师教的，有些人嘴巴不能说话，只能用手说，我意识到她指的是“哑语”。她把刚才的手势又做了一遍，她说，意思是“我爱你”。

之后我们坐在掩体里，她一直认真地教我，这个不到八岁的女孩，一丝不苟地教会了我二十二个希伯来语字母的哑语手势。我本来是来当志愿者陪孩子们的，可是现在却成了她陪我，成了她帮助我消除炸弹带来的恐惧。

五点多，天逐渐黑了，孩子们要回家了。大家一起拍合影，孩子们抱着我，不愿意走。Jany说：“杨，明天你还来好吗？”我不忍心说不，可是我也知道我明天肯定是来不了的。她蓝色的眼睛清澈透明，她那样渴望地仰头望着我，我不能说不。人生中第一次，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话。我踌躇着，莉莉安真的太懂事太乖巧，她说：“杨，那你下周末还来，好不好？”

我的心都要碎了，疼得阵阵发紧。我把她俩揽在怀里，吻他们柔软的头发，我说：晚安，好梦。可是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说的，在这随时都会被炸弹骚扰的境遇里，谁能有好梦呢？

2009-01-03

早上接到朋友的妈妈打来的电话，以为她是要问我关于以色列航空公司春节期间飞中国的优惠机票的事，正要告诉她详细的优惠信息，她却抢先说她昨晚想了很久，决定春节不回国了。她说昨晚看到电视新闻，地面部队已经在开进加沙了，形势变得严峻起来，恐怕坐飞机不安全，还不如就待在特拉维夫的家里，感觉会更安全些。

放下电话，想起另外一个朋友很久前也说想春节回国探亲，于是打电话给她，想告诉她以航优惠机票的事，当她听到机票那么便宜时，声音提高了很多，我听出那小小的兴奋来，毕竟对我们这些海外游子，能在春节期间有假和有超便宜的机票回国，是绝对令人高兴的。可是紧接着却听见她长长地一声叹气，电话那头的声音又明显地沮丧下来，她说估计是不能回去过春节了，因为老公刚被征去了预备役，随时待命奔赴战场。她现在一个人在家照看3岁多的儿子，之前正在筹备的搬新家和回国过春节的计划都不得不搁浅。

打开电视，以色列新闻频道正在直播地面部队近驻加沙的实况。画面毫无保留的展示了加沙地带今天的实时战况。

无奈的以色列人站在自家曾经鲜花盛开，如今已被卡桑火箭炸成废墟的后花园里；女主人的梳妆台上全是粉碎的玻璃，从香水瓶边一直延伸到卧室的床边，鲜血四溅。谁受伤了？伤得重吗？现在得到好的救治了吗？

呼天抢地哭喊的巴勒斯坦妇女站在坍塌的楼房前，她那么绝望地仰天哭喊着，她在叫喊什么？她的兄弟或者儿子是否就在几分钟前死在加沙的医院里？

一个以色列外科医生刚刚抢救完受伤的士兵，而此刻他的儿子正和其他士兵一起集结在加沙城外，随时待命进入加沙那可怕的巷战。他是否会想，也许他的儿子会成为他下一个要抢救的士兵？

一个以色列中年母亲，她的两个大儿子和丈夫也是地面部队的众多士兵中最普通的3个，今天，她家所在的城镇遭受了不下20次火箭弹的轰炸，她独自在家照看另外2个年幼的子女，她已经2天没给在部队的孩子们打电话了，她说她决定不要给他们打电话，不要给他们增添任何思想负担。她要何等的决心才能控制自己不拿起电话听筒？她要怎样回答另外2个年幼的孩子询问他们的阿爸和哥哥们在哪儿？

几个前苏联新移民和旅游者跑到离加沙很近的地方好奇地看那不远处加沙城上空的战火浓烟，他甚至还拿手机和他母国的朋友在通话，实时播报战况。当记者问他都看到了什么，他说就是一点烟雾啊，为什么电视新闻里看起来好像在打大仗呢？原来加沙这么小啊，以色列有那么多先进武器，为什么老打不下来加沙，为什么以色列不像我们对待车臣一样？

临睡前跟先生聊天，说起我那个丈夫去了预备役的朋友，以为他会像我刚听到那个消息时一样吃惊，可是他却只是很平常地点了下头表示他收到了我的信息，却并没开口说点什么，这反而加深了我的不安，我只好主动问他，部队会不会也要你再去啊？（他在12月中旬才刚结束服役的）他很理性地说不会的，然后他详细的阐述了他在部队的工作性质，以及为什么不会现在要他去。他讲得很透彻，我也因此彻底放心下来。

作为一个以色列人，我的先生，他今天的生活还是一如平常，甚至连看新闻的时间也并没因这特殊的时期而延长。他仍然准时上床，临睡前陪我说说话，然后看几页他喜欢的小说，而我却无法像往常那样专注于我的睡前阅读，我不得不打断他看书，然后告诉他，也许我们该给他的弟弟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因为这个22岁的现役士兵正在待命出征。先生答应了一声，可是仍旧继续看书，过了一阵子，我又再提醒他，他才拿起电话打给他弟弟，两兄弟仍然还是寻常一样聊了几句，我拿过电话，直接问弟弟在哪儿，得知他在北边，放心了许多，然后又问他是否有朋友在作战，他说有几个，我问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他说不知道，好几天没联系了。先生拿过我手中的电话，嘱咐弟弟要小心照顾自己，就挂掉了。然后他对我说，别问弟弟太详细的问题，他在部队，不能回答你这些敏感问题。

互道晚安后，先生很快就睡着了，而我却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此刻我躺在温暖的被窝里，耳边传来丈夫熟睡中的鼻息，可是，我的那个丈夫去了预备役的朋友，她今晚要如何入睡？那个2个儿子都在前线的以色列母亲要如何入睡？那个在白天抢救了士兵的医生现在要如何入睡？加沙城里几十万断电断水断煤气的家庭要如何入睡？

起床打开电视，新闻里在播加沙城里的居民拿着塑料桶到水车处去接水的画面，孩子们边接水边把水撩到小伙伴的身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以有家不能归，今夜要睡在陌生的地方了，可是他们仍然能在消烟中享受游戏的乐趣，也许他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只是像我这样的局外人却彻底乱了阵脚。

以色列战机的轰鸣声暂时消失了，而就在下午5点之前，这声音在我家的上空响起过不下9次。我似乎已经习惯了那声音，当晚上战机不再起飞，反而让今夜变得异常寂静。夜晚带来了宁静，带来了暂时的和平，明天会怎样？明天我会为先生熬一锅羊肉汤，我还要去看牙医，按部就班地工作，月头定下的计划，仍然照着执行，早上还是7点起床，晚上还是10点上床，10点半入睡。可是现在已经11点半了，我却仍然辗转难眠。

TECHNION国内叫海法理工大学，它坐落在海法的一个小山头上，面积不是很大，但在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家来说，也算是蔚为壮观的大学之一了，所以又名Technion City。

我们决定了让先生念海法理工后就开始留心在海法找房子，我们在网上找了些租房广告，然后就开始和房东定时间去看房，遣先生骑自行车去看了3处，结果回来后自行车就坏掉了，先生说海法是自行车的地狱啊，那时我还不信，现在看来还真是，因为整个城市都是倚山环海而建，马路就很陡，下坡人骑车，上坡车骑人。

 幸运的是大概过了不到一个月就收到了大学的信，他们批准了我们申请的房子，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住在大学校内的学生宿舍。Technion有三种性质的学生宿舍：

1、  给单身学生的，可以2人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也可以1人住一室一厅，房租不超过1000谢克尔，包水电煤气，网费电话费自付。

2、  给夫妇的，专指没有孩子的夫妇，也是一室一厅，厨房和客厅是连体的。房租不超过1300谢克尔，同样包水电煤气，网费电话费自付。

3、  给家庭的，也就是有孩子的夫妇，房间数量会根据家庭成员的多少而定。房租我不知道，不过这些信息在大学的网站上都有。

 先生说因为这是为学生提供服务的，所以房租会比在校外租房子要稍微便宜一点，总之就是物美价廉。我们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非常晚，所以原本以为今年可能申请不到校内的房子了，因为申请的学生很多，不过后来知道，提供给夫妇的房子还是比较好申请的，但提供给单身的房子就很紧张。

 搬家到海法第二天就开始正式上班了，从此过上了朝8晚5的白领生活，和全世界70000多名员工一起工作，想想好像很壮观，其实好郁闷。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就好象被拧在一个庞大机器上的小小零件，不停地动啊动啊，直到有一天被磨损耗尽。

 因为家住在山顶的Technion，公司却在海边，所以我的人生就翻开了上山下海的新篇章。

（NND，自从干上了这个小会计的工作，我变得不会写字了，本来是想写点“美文”自我陶醉一下的，可是回头一读，真个一堆狗屎，不写啦。）

这一日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忏悔。总结你这一年来所做过的不好的、伤害过别人的事，在这一日结束前去求得对方的原谅。

不能开车，不能吃喝，不能使用任何东西，犹太经书除外。我不是犹太教徒，但是我决定在这天里禁食和忏悔。

先生的朋友们提前1天从特拉维夫来我家过赎罪日，这帮犹太孩子们是现代而世俗的，赎罪日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一个放松身心的假期，他们甚至在晚餐准备了一种传统的“火锅”食物，就是把大块的肉和蔬菜丢进一种看似国内寺庙里的香炉或者鼎一样的器皿内煮。

美好的食物在火锅里咕嘟咕嘟地发出愉悦的声音，我的胃不失时机地配合着它们的节奏，甚至叫得更欢。想象着那种众人大快朵颐，唯我独咽唾沫的情景，是多莫地不人道，于是赶紧独自回家，等着先生陪他们吃完饭，就可以陪我去湖边安静地忏悔。

在静谧的星空下，加利利圣洁的浪花拍打沙滩的声音和着内心的忏悔声，洁静的身体，洁静的灵魂……我被自己的想象给陶醉坏了。

等到10点多，先生打来电话，怯怯地说：“宝贝，怎么办，他们都不许我走，他们聊得很高兴。要不，你先睡？”

我忍。11点多，先生和朋友们回来，哈，8个朋友，横七竖八躺倒我们小小的家里，地板上，沙发上，床上，能躺的地儿全躺满了，满屋子都是胳膊腿儿，我连立锥之地都没了。

我忍无可忍，无需再忍，连招呼也没打，撇下先生就去了小姑子的公寓。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火，烧得我小心脏嘭嘭地跳。今晚说什么也要Give U color 2 C C 。

理所当然地，我霸占了整个床，声称今晚想一个人睡，叫先生回家去陪他的朋友们。他在黑暗的屋子里站了很久，然后制造了一些轻微的噪音后就又让屋子归于安静了。不一会儿，我感觉到他的手慢慢地试探地伸到我的胳膊处，我移开胳膊，转身继续睡。然后听见他怯怯地声音说：“宝贝，你想杀了我吗？”“我不想，我只想睡觉。”然后我就真的睡着了。

太阳照进眼睛里，我醒过来，胃里一阵痉挛，这才意识到是赎罪日，我正在禁食中，翻身想要起床喝点水（我规定自己可以适当喝点水和饮料，避免胃病复发），这才看见先生合衣躺在床前的地上，睡得缩成一团，好可怜的睡姿。突然地，我问自己，赎罪日是做什么的呢，不就是原谅和宽恕他人的过错的日子吗？可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厉害的惩罚先生呢？于是我决定原谅他。

“早上好。”我对他说。于是他醒了，半立起身看着床上的我。

“咦？你为什么睡在地上呀？”我假装不解地问。

“因为你想杀了我。”他显然没睡好，无精打采地说。

“我才不想呢。如果你觉得我想杀你，为什么你不逃跑呀？”

“因为我想给你道歉，可是你在生气，我只好等在这里，就睡着了。”

  ……

2007年就快结束了，现在仔细想来，在这一年中，我要忏悔我做过的所有错事，他们分别是：

  1、撒谎。有两次，婆婆做的菜不是很合我口味，但是当时那么多客人，所以我只好说很好吃，我很喜欢。

2、撒谎。有一次和先生聊起各自的情史，我只说有2个前男友，其实不止啦。

3、撒谎、小心眼。明明知道先生做错了，却故意装作不知道，明明借机惩罚了他，还假装啥事都没有。

4、……还有什么，想不出来了……

额滴神呀，你就原谅额吧，额先生都已经原谅额了，现在他常常说的话就是：“这事没问题，我可以帮你，不过我要先回家问问我太太的意见。”

不晓得额滴神怎么想的呢？额滴神有没有原谅额哩？

许是从小培养出来的习惯，逢到新年总是那么莫名地兴奋，这种从物质匮乏的年代培养出来的情绪直到现在也无法去除，虽然我们这些70代以后的中国人多半已经日子过得比较滋润了，物质上早就实现了“过年”的标准，可临到新年，骨子里还是会那么小小亢奋一下，所以当我即将度过到以色列的第一个犹太新年时，早早地，我就开始神经亢奋，也不知道自己在亢奋什么，就像70年代的中国，一个正在等待大年初一清晨穿上花棉袄的小妞。

一大早，我就怀揣相机出门溜达去了，我想拍些我们基布兹的新气象，比如漂亮的姑娘小子们的漂亮衣服，比如置办年货的盛况，比如邻居们准备年夜饭的厨房景象……

我们的基布兹出奇地安静，没有任何置办年货的喧嚣，没有一点食物的香味，就连狗儿们都仍然躺在他们平常躺着的地方，安静得连搭理我的心情都没有，搁平时他们可都还会朝我摇摇尾巴的呀。这就是犹太新年的早上，没有声音，没有人影，没有气味，这些犹太人都跑哪去了？

蔫儿蔫儿地 回到家，没人，先生上班去了，寄养在我们家的基布兹狗狗“SHEVA”还在沙发上睡觉，唤她一声，也只是抬起头冲我打了大大的一个呵欠，然后继续睡。打电话去婆婆家，想和她聊聊天，问问她今天的安排，电话响了好一阵就转到答录机上了。

额滴神呀，这就是传说中的“犹历新年”莫？？？

挨到中午，先生收工回家，我急切地问：“你有什么计划吗？”

“计划什么？”他反问我。

“过年呀！！！”我的声音提高了“8度半”。

“是呀，那要计划什么？”他有点茫然地看着我。

“比如爬梯啊，焰火啊什么的。”我开始引导他。

“没有。”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不过母亲说晚上都去叔叔家里吃饭。”

哦也，我就知道总得有点节目吧，不然怎么能叫“过新年”呢？我那可小小的心脏呀终于又骚动起来啦。

唉，下面的，我真不想写了，相信你们看照片就能感受到了，这是一个多莫“祥和”地夜晚呀。2家亲戚们围桌而坐，唱了几首旋律优雅的歌，叔叔对着一个纯银质的酒杯念了点类似经文什么的东西，然后从我开始，所有在场的13岁以上的年轻人都要抿一小口杯子里的“酒”（味道更象饮料，很甜很甜），也不知道是什么寓意。

唯一的一点小高潮是，我因为没搞清楚状况，只觉得那酒好喝，又是那么漂亮的纯银酒杯，于是一仰脖子咕嘟咕嘟差点就全喝光了，婆婆在一边赶紧喊停，先生在桌子对面喊话：“宝贝，给我们留点呀，还有10几个人呢。”于是终于，我听到了大家的第一轮笑声。

接着是年长者挨个致辞祝福我们年轻人，基本上就是祝福我们在新一年里即将做的事情都能顺利达成。然后再唱一首歌，轮流接过装着苹果的盘子，将苹果沾上蜂蜜来吃，寓意甜蜜美好的新一年的到来。歌唱完，苹果吃过，自助餐开始，食物也还是平常安息日晚餐吃的那些，不过是花样增加了几种而已。

以后部分就和每周安息日晚在萨福答家里吃晚餐没什么区别，甚至更加安静，孩子们不嬉闹了，大人们不讨论政治和生意了。安静地吃完年夜饭，就是甜点和咖啡时间，喜欢讲笑话的叔叔例行讲了几个笑话，孩子们看电视，打电脑游戏，大人们在露台上坐着闲聊家常，平静、祥和，语气中听不出喜怒哀乐。不远处的山坳里，大片的阿拉伯人的村庄连接在一起，灯火熠熠地铺散在星空下，偶尔的，有那种我们儿时唤做“冲天炮”的烟花零星绽开，又瞬间消失进夜色里。

晚上10点多，开车回家，洗洗睡了。

这可是大年三十儿的夜晚呀，额滴神呀！！！我想守岁，陪伴着沙子炒过的花生和瓜子还有木炭火上的烤糍粑；我想出门放炮仗，看着拿烟头的手战抖地点燃二踢脚的引线；我想听见消防车尖利的警报声呼啸而过，然后猜度着哪里的烟花又放HIGH了；我想不停地开关衣橱的门，随时检查为大年初一准备好的新衣服；我想…………………………

之后的这段日子里，人们见面打招呼不再说SHALOM,或者BOKETOV，而是说SHANA  TOVA（新年好），这是唯一留在记忆中并且时刻提醒我，现在是----

新          年 ！！！！！！！！！

周末去特拉维夫看朋友们和学弟学妹们，途中头疼欲裂，一直低烧，在朋友家里吃了两片止疼药，撑到回来后竟然就高烧起来，乐极生悲呀！

去到我们基布兹的诊所里，居然查不出病因，只好转到医院里去。因为我是旅游保险，又是临时插进来的急诊，办理各种登记手续给他们额外曾加了很多工作，后来我的健康保险卡还一度让他们电脑系统死机，我觉得老过意不去的，可是他们却还一直对我说对不起，害你等了很长时间。

门诊里是一个大房间，放了很多可以移动的病床，每个床都有高大的布帘子，病人的隐私可以得倒基本满足。我趟在这里接受医生的询问和量血压量体温听心肺等检查，后来抽了一管血去化验，又拍了2个头部的X光片。

这样折腾了大概2个小时，主诊医生来和我们商量说，验血和X光片都排除了我有脑膜炎或者脑内病毒的危险，但是还不能完全排除，需要留院一晚，以观后效。我对先生说：“别担心，我没事的。”结果他说：“我才不担心呢，你现在在医院里，有医生在，我不担心，之前在家里时，我担心而且害怕，你一直说好疼，但是我什么也不能为你做。”

就在我们俩互诉衷情的时候，一个穿白大褂的帅哥推了一个轮椅过来，要我坐上去。看见那个轮椅就觉得好像只有那种病到都不能自理的人才会用呢，我好像还不到那种程度吧，于是就对帅哥说：“不要嘛，人家自己能走嘛。”可是帅哥一点也不领情，催促说“快坐下，别动。”我就这样被他推着从门诊楼转去病房，一路上感觉两耳虎虎生风，好像在坐过山车。大概10分钟的样子就到了病房楼，如果我忍着头疼自己走的话，这段路估计得走半个多小时吧。帅哥把我推进房间，我的谢谢还没说出口呢，人家已经一路小跑地推着轮椅跑没影了。

趟在病床上，我也就悟出来一个理儿：唉，别逞强了，还是乖乖地按人家的意思办吧，不然给人家的工作添麻烦，好心办坏事。于是当护士们再次来推我去做检查的时候，我也就趟在床上任凭他们推着。一想到只有在电视里看过那些被抢救的危重病人才会被放在病床上推着去做手术什么的，我这区区头疼居然也被两护士推去做检查，先生也在一边陪着，满眼关切，突然就想，哎呀，这也太搞了吧，戏有点儿过了噎。

做完核磁共振，被推回病房，再抽一管血，挂上生理盐水，总算医生和护士短时间内不会再来了，于是我开始环顾四周：床上用品都是白色打底，蓝色的太阳花图案，非常干净，没有药水瑕疵，没有消毒水气味。病床头尾可以升降，两边有护栏也可以升降。布帘子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地，可以把整个病床罩起来。病房大概有90平，放两张病床，一正面墙有洗脸池、穿衣镜、消毒机、烘干机，另一整面墙都是窗户。和病房相连着一个洗手间，有淋浴和马桶，跟家里的洗手间一样，不过这里的更干净，地板光洁照人。每层楼都有小餐厅和活动室。从卫生和服务来看，这里是国内5星级宾馆的标准。

住了两天医院，一日三餐都有护士送到病房。早餐2片面包和起司，一瓶酸奶，一个白煮蛋，中餐一碗汤，两片面包，3个肉菜2个素菜可自选。晚餐2个汤，2个肉菜3个素菜。可以叫护士送到病房吃，也可以自己去餐厅里边看电视边吃。食物嘛，对于我这个吃惯中餐的人来说，自然吃不惯，不过汤做得很香很浓，我每次都狂喝3碗的。

从后背脊椎骨里抽水出来的时候，先生不在，我也没有告诉他，穿着绿色手术服的医生来了3个，搞得我很紧张，也确实很疼。等到晚上先生来了，我就放肆地哭了个稀里哗啦，先生很生气，跑去找医生。回来后解释说因为医生从验血和CT里都查不到病因，所以不能排除我是脑膜内病毒及感染，所以必须从脊椎里抽一种水去化验，这是最可靠的办法。我哭着说：“这下可完了，被伤到元气了，破了真气，这人就一辈子都要病怏怏的了，天杀的医生。”先生看我哭得很厉害，就问：“很疼吗？”我边哭边点头，他急得手足无措，只好又跑去找医生，于是医生来问我要不要打止疼针，一想到那玩意有可能会打坏脑子，于是坚决不要。

哭完了，先生和我说话：

他：这项检查是什么时候做的？我临走前医生只对我说今天只需要做CT和抽2次血呀。

我：就是下午你给我打完电话以后不久，来了2个医生，说是CT和血检查都没问题，然后说要在后背打针，说有一点疼，问我行不行，我也不知道是要开我的脊椎骨呀，所以我就答应了，他们就检查了我的后背，好像还拿笔画了记号，后来就来了几个医生，他们说大舌头的英语，我没怎么听懂，加上头疼得要死，就让他们做了。我以为就是象普通的打针一样啊，哪里知道是打进骨头里面的啊。后来还有好多医生陆续来看我，又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人探头进来看，好像他们一辈子没见过中国人住院似的。我很疼，又不敢哭，你又不在……

先生边听我哭诉边不停地吻我的脑袋，还一直说对不起，当时没有陪在我身边。后来他走到我的病床尾，拿笔在病历卡上写字，边写边对我说：“宝贝，我不在这里的时候，如果再有医生要你做什么，你如果不想做，就都可以不要做，叫他们给我打电话。”

第二天早上婆婆来看我，她在查看我的病历卡的时候就笑了，然后对我说你知道你丈夫在这个病历上写了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于是她用英语解释给我：“任何关于我妻子的检查都请事先打电话与我联系。手机号码，家里电话号码，公司号码。”

于是这才想到，哦，自己是有权利的，当时是可以拒绝医生的。那些在国内培养出来的逆来顺受，看医生眼色，看银行眼色，看交警眼色，在这里是统统可以颠倒过来的。

出院的时候，护士交给我一封信，里面详细记录了我在这里的就诊情况，每次就诊的时间，检查的结果，以及主诊医生同意出院的签字。先生说这封信很重要，需要交回给我们当地的诊所，然后他们会和我的保险公司联系，一切的费用都是保险公司出的，但如果没有这封信，就表明医生不同意我出院，对于我自行决定的出院，所有的医疗费用就需要本人负责，医院会把账单寄到家里。粗略算算，我这3天大概在医院造掉了1万5千谢吧，于是这封信就被我放在了我的钱包最里层里，拉链还关得死死的。

我的小小MSN Speace里留言的人并不多，可是却时常给我带来意外惊喜。我因此认识了好几个朋友，这是我继续把它写下去的动力。

有一个女孩，网名叫娃娃，留言给我说想来看我，于是EMAIL给她我的联系方式，某天电话里一个脆生生的中国声音（我现在基本上已经能从电话里辨别出同胞的声音了，即使某些同胞们能讲纯正的米国或者以色列口音）。

娃娃是一个大学老师，带了10几个中国学生到特拉维夫学习希伯来语和文化。那个大学，也是我曾经就读的大学。前段时间对于黄皮肤的严重思念，突然就在瞬间全部满足了，而且是一大群黄皮肤呀，学弟学妹们呀！！！我激动得整晚都没睡着，担心他们一群半大孩子坐公车能不能平安抵达我们这里？担心他们来了以后会不会有某些网上报道的那种国人在国外旅游时的恶劣行径？等这些想法逐一被自己和先生说服以后，就又开始念叨着感谢菩萨赐予的这份礼物，天快亮的时候，才掉进梦里。

和他们相处的2天，那么美妙那么兴奋，看见自己青葱岁月时的身影和他们一起嬉戏着，这些八零后和九零后们，完全颠覆了我原来对于他们这两代人的看法。

他们听话：尽管刚来我们基布兹因为对新事物的好奇，压抑不住常常惊叹，但又总是记着我对他们的嘱咐，把惊叹声降到最低，用小小的身体克制着大大的兴奋。

他们懂事：看见我给他们做早餐，都会围过来抢着帮忙。想想他们在家里，都是父母的珍宝呢，恐怕是连厨房都不会进去的吧。

他们有礼貌：我们借用了婆婆家的小花园BBQ，婆婆为他们烤了巧克力蛋糕，他们临走前都知道主动去感谢婆婆。

他们团结：夜里在加利利湖里游泳，两个学妹游丢了，其他的同学都一直担心，焦急的声音里都带着哭音了，坚持要在沙滩上等，尽管他们都又累又困了。

他们自信：他们和我先生的家人一起用希伯来语交流，一起唱歌；他们走在我们基布兹里，看见人会主动问好，主动交流，不卑不亢。

我的学弟学妹们，你们是这么可爱！感谢你们来我们基布兹参观，感谢你们把我从沙滩上拽回到水里。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还能再浪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