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在他家，内急，上厕所，坐在马桶上环顾左右，一本叫《三联生活周刊》的杂志躺在洗脸盆架子上，顺手抄起来就再也没撒手。导演在外面叫，说下楼去吃饭，我说你们去吧，我便秘。

    坐在马桶上一气呵成，四本杂志读完，两腿麻木，站不起来了。摸着厕所的墙，一瘸一拐地挪到门口，打开厕所门，一阵清新空气涌进来，爽！真爽！！！

站在客厅里，看窗外日以西沉，此情此景更刺激我陷入极度沉思：这么牛的杂志，导演怎么放在厕所里呢？它怎么能被当成马桶读物呢？由此推断出的结论是：该导演定是不凡之人，将来定能拍大片，成大事。

    从导演家回学校后，最常干的一件事就是跑校门口的报刊亭，语气虚弱地问：“有三联生活周刊吗？”（心里明白肯定是买不起的）。卖报人就从一大片杂志里抽出一本来，又或者冲着亭子里的老婆大声问：“三联来了没？”

    之后再想去导演家，都会先跑到报刊亭问一下，确定最新一期杂志以到货了，然后再往后掐算几日，择定好日子，跑到导演家里，敷衍寒暄几句，快速就奔厕所里去了，直到若干年后再和他见面时，他记忆最深的就是我有便秘的毛病。

    第二学年的某天，接到导演的电话，说他找到了投资，准备拍一个史无前例的大片，他让我给他当助理，把他的剧本手稿录入电脑、各种文件整理归档什么的。放下电话，我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冲到他家，双手高捧着他给我的几页剧本手稿，端正地坐在沙发上读完，我立刻走进厕所，把洗脸盆架子上所有的三联生活周刊拿出来，放到他贵重的檀香木书桌上。

    我的人生第一份职业是在“广电总急”做个小职员，月薪600元，租房子150元，盐水炒白菜自己在煤油炉上做，成本降低了不少，某月底发现居然有10元节余，下班后马上冲出大门，离报刊亭还老远呢，俨然老主顾一样，扯着嗓子喊“老板，三联来了没？”

    人在兴奋中，只想着赶快到家，躺在床上读杂志，那是何等享受，居然忘了错开下班高峰，一挤上332路公车，就知道注定这一路要遭殃了，从复兴门到航天桥，两次被挤得双脚不着地，肋骨卡在售票员的那个高铁台子边缘，人已经间歇性背过气去，心里却在担心着背包卡在人群里，包里的三联怕是被挤坏了吧？那本三联，当夜从头到尾读了两遍，广告夹页都没放过，临睡着前还记得把它压在厚重的木板下弄平整，然后带着巨大的满足感睡去。一周后去澡堂洗澡，一转身，猛然在镜子里看见左肋处一大块瘀青，遂忆起这是买第一本三联那天在公交车上被挤的。

    人穷思变，转年我跳槽去“坐台”，收入明显改善，我终于买得起三联了，在无数个片子被毙的惨绝人寰的夜里，三联简直就成了我的精神“毒品”。某日深夜片子再次被毙后出台，坐进出租车，混不吝地要求司机打开车内的灯，翻到“生活圆桌”，半躺在后座上，对司机讲：“师傅，给我绕远了开啊。”盖因从台里到航天桥的家里，走三环的话，时间不够我读完一本三联的。

    我有一同门师兄，长我10多岁，其时已在央视坐台，我们学业、工作上从没交集，可是却常常在各种饭局上碰面，一来二往竟然熟到差点拜他父母做干爹干妈。也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居然发现自己见他会脸红心跳，对他的暗恋之情汹涌澎湃。某日见面，他告诉我他们组新来了个小编导，人很甜。再过几日，打电话闲聊时，他说他们在恋爱。得知此噩耗，简直比片子被毙十回还难受，我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去报摊儿，从卖报人手里接过三联，一打开，精准地在“生活圆桌”栏目，那天，那里面有一篇小文《上半截与下半截》。我站在报摊前没挪窝儿，期间好像被几个买球报的给撞得东倒西歪，一气儿读完，我觉得片子被毙十回好像也没啥大不了的。

    多年后的某天，坐在洪晃位于大山子的家里，那个在我看来装修得满是装置和行为艺术的地方，她的声音从厚重的香烟气味里透出来：“我这儿现在就缺个执行出版人，你考虑考虑？”

    后来，我把她发表在三联“生活圆桌”里所有的随笔重读过，当然也包括那篇《上半截与下半截》。我确定我不是她要的那杯茶，我还太嫩。

    转过年去，某天师兄打电话约我吃饭，席间问起他的“小甜甜”，他说她离开了央视，也离开了他。本来这对我是个绝好的Happy ending，可是职业病让我又多了一句嘴，我问她去了哪儿？师兄说，她跳槽去了三联。

    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狠的女人，两次夺我所爱？我的暗恋、我的精神家园、我的Holy Land。这不曾谋面的，只被师兄提过两次的女人，至今我都还记得她的名字。

    如同所有的北漂，十年在京，我换过不下二十个住处，我曾经坚持在某个公寓住了两年，只为能实现有个固定地址，可以常年订阅三联，但始终还是没能扛过时间的颠沛流离，我始终是那个朝秦暮楚的读者。

    曾经有很多次，同个念头从思绪里一闪而过：我也可以给三联写稿。自始至终也没那份胆气。直至移居海外，某日因了巴以战争的缘故，竟有国内媒体约稿，编辑盛赞之下，无疑平添了几分勇气，贸贸然给三联写了稿子，惶惶然投给苗大师，过几日，竟得他通知，发稿了。其实我打心底里知道，能给三联发稿，无非是占了天时地利之便，可是，我这近水楼台的一小步，好歹让我离坐在那张“生活圆桌”边更近了一步不是？

    三联有句广告语：一本杂志和它倡导的生活。做三联的粉丝近12年了，但我一直没细想过，三联究竟要倡导什么样的生活。当苗大师在MSN里告诉我，稿子被采用了时，我坐在电脑前想了想我的生活，从无数的惊涛骇浪到如今的淡定恬然，从社会主义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到资本主义的繁华都市，从民族土语到熟练运用三国语言，这些漫长艰辛的过往里，总能对应地让我忆起某些在三联上出现过的文字。

（该文已给深圳女报，请其他媒体慎载）

昨夜辗转到天快亮时才睡着，中午醒来，窗外蓝天高远，还能看到草地上前一次冬雨后长出来的各种小蘑菇，不远处的街道上车流一如往常，街角的露天咖啡馆，人们仍然坐在桌边闲聊着，我似乎还能闻到桌上热腾腾的咖啡香，再想想昨天我抱着艾丹逃往地下掩体的情形，它们突然显得那么不真实，好像我是去当了一回战争影片的群众演员。

电视里正在重播战死的以色列士兵的葬礼片段，期间穿插播放了每个士兵的生前照片和录像，那些生龙活虎的青春少年，昨天还在和同伴们玩滑板，弹吉他，画面切换间就已经躺在棺木里，身形依然健美，可是冰冷僵硬。

葬礼现场庄严肃穆，士兵的家人们互相搀扶相拥在一起，没有眼泪，没有哀嚎，可是那眼神却从来没离开过棺木，那眼神的力量似乎要把躺在棺木里的人拉出来，拉回到家人的身边。几个年轻女孩子开始哭泣，没有声音的，只看见泪水滚下来。他们把头埋在其他同伴的怀里，用尽力量克制着悲哀，身体因此而抽搐。加沙城里的血腥和哀嚎曾让我震惊，而以色列人的隐忍，坚强和乐观带给我的不仅是震憾，还有更多敬意！

先生拿了毯子走到客厅来给我批上，我突然联想到自己这个夜猫子常常半夜把他吵醒，早上又发脾气嫌他做早餐的声音吵得我不能睡觉，可是那些早餐通常都是我比他吃得更多。他从来不抱怨什么，他从来不生气，更谈不上愤怒，实际上和我朝夕相处的那八十多个公司同事、我身边不下百人的亲朋好友，这些以色列人，我从来没看见他们愤怒过。

“我真是笨蛋，以前花了那么多时间生你的气，花了那么多时间惩罚你，可是死亡来的那么猝不及防，与其在葬礼上悲伤和chang悔，还不如生前彼此好好相爱。我以后一定要控制自己，再也不生你的气了，我以后只爱你，好好待你，也去好好待身边每个人。”先生听完我这段感慨，在我额头上久久地吻了一下，我知道他完全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的先生，这个小我五岁多的以色列小青年，在很多方面都还懵懂着，需要我的人生经验和指引，可是我此时才悟到的这个人生经验他却是早早就领会了，那或许是从他一出生开始。

今天，以色列宣布停战。此后哈马斯发射了几枚火箭弹。以色列地面部队正在撤离加沙城。

2009-1-16  明天你还来，好吗？

（该文已给深圳女报杂志，请其他媒体慎载）

先生所在的大学里组织学生志愿者去白尔谢瓦市看望住在那里的孩子们，哈马斯的火箭弹频繁落在这个以色列南部最大的城市，导致孩子们不得不停课待在家里。我也报了名参加，但觉得去的可能性比较渺茫，因为自己不是这里的学生，没想到很快就收到回信说接受了我的报名，并且为此表示感谢。

早上六点半，我和其他的学生志愿者们乘坐学校的大巴车往白尔谢瓦进发，因为走得很早，路上鲜有车辆，异常安静。目前正是以色列的雨季，满目翠绿，空气清新，战争似乎只是书里的名词，跟当下没有任何关系。

十点钟到达白而謝瓦的本古里安大学，由这里的志愿者给大家分配工作，我和Raz被分配去看望一个以色列家庭，辅导家里的三个大孩子写家庭作业。我们步行了大概公车两站路远的样子，Raz带我走到街道的一处拐角，那里有一个公用地下掩体，我们沿着台阶下到地下掩体内，几张破旧的桌子摆在一间大屋子中央，靠墙的地上放了几张床垫子和被褥，一台电视放在床边的破茶几上。围绕着大屋子的是一个不到八平米的厕所和同样小的简易厨房。

孩子们的家就是街对面的一座简易楼房，不知道为什么那栋房子居然没有掩体，所以这家人每遇空袭就得在十五秒内飞奔过大街，到街角的这个公用掩体来，这对于家里六岁和八岁的两个排行老二老三的妹妹，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于是这家人做了如下分工：父亲带着老二老三两个妹妹晚上睡在地下掩体里，母亲和十三岁的大女儿睡在家里，照顾一对尚在襁褓的双胞胎小孩。

我们在地下掩体里和孩子们画画，然后我教他们玩我的数码相机，孩子们极兴奋地拿着相机互相拍照，摆出各种造型。地下掩体里没有取暖设备，潮湿阴冷，我走到地面上去晒晒太阳，正好看见女主人推着婴儿车也在掩体附近散步，于是我们聊起来，我问她有几个孩子，每个孩子的情况，很快的就和她聊熟了，她突然就说了一句令我吃惊的话。

她说：“杨，你们中国不好。”

这话完全跟我们在聊的事情不沾边，她就突然这么冒出来一句。来以色列已经两年了，每每跟当地人聊到中国，他们都是评价很好，今天还是第一次听到负面观点，我感到意外极了。我赶紧问她为什么。

她接着说：“我们的电视节目里说，中国说以色列不好，说我们犹太人不好，是我们发起了这场战争，说我们杀死了很多巴勒斯坦人。可是事实不是这样的。中国不好。”

我不知道该怎么答她，巴以战争，这个敏感话题，如果将它的是非争议写成书的话，可以写成全球最厚的一本书，又怎么能以好或不好就轻易做结。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她突然又说：“杨，但是你很好，你是很好的中国人，谢谢你。”

中午我们告别了这家人，赶去另外一个地下掩体，那里有二十多个孩子，家长都去工作了，只有一个社区的大妈和一个学生志愿者照看孩子们，他们忙不过来。我们到了那里后，我的亚洲面孔很快就把孩子们吸引住了，他们围着我问各种问题。

怎么用中文说你好？怎么说你好吗？中国有猫吗？是什么颜色的？有狗吗？我叫Jany，我弟弟叫Miky，中文怎么说我们的名字？

我拿出数码相机教孩子们玩，于是他们轮流的要给我拍照，孩子们有的搂着我，有的趴在我背上，都争着跟我合影。

趁两个志愿者带领孩子们去玩游戏的空，我得以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社区里照看孩子们的大妈坐在我身边织毛衣。我想多了解一些关于加沙之战的八卦，于是就和她聊起来。

我：“您织得真快啊，什么时候开始织的？”她已经在织领口的收尾部分了。

大妈：“不是很快，已经织了快三个星期了，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开始织的。”

我：“好啊，那您赶快织完吧，估计等您织完，这仗也就打完了。”

我们俩都笑起来，为这个美好的愿望，可是她突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笑着说：“哎哟，那可怎么是好，我还有一件才刚开始织呢。”她说着就从随身的大包包里掏出另外一件刚织了半只袖子的毛衣给我看。我们又都笑起来，笑声中多了些许无奈。

孩子们在草地上玩了一会儿游戏，两个志愿者和大妈领着八岁以上的大孩子们去打扫地下掩体里的房间，我陪其他五个年幼的孩子继续留在草地上玩耍。男孩子们去玩单杠，莉莉安和艾丹俩个小女孩坐在跷跷板一端，试图把坐在另一端的我撬起来。男孩子们象顽皮的小猴子在单杠上爬来爬去的，争相做出各种动作，然后大声地叫我“杨，看我的，看我的……”我真希望时间就停在当下，让我一直和他们一起玩耍，什么都不用想。

空袭警报就在此时响起来，在我还没意识到怎么回事，还傻傻地坐在跷跷板上时，我看见莉莉安已经跑出去很远了，而四岁的艾丹也已经跑到草地外了，我拔腿就跑，我看见跑在我前面的艾丹突然停下，那里有一个很高的台阶，莉莉安边跑边回头看她，显然是想帮她。我加快速度想去把艾丹抱起来，就在我快赶上她时，她快速地坐到地上，双腿一哧溜就够到了台阶下面，她还没站稳，就又发足狂奔，我竟然都没法超过她。我紧随艾丹身后，护着她跑进掩体地上部分的小屋子，更多的人涌进来了，艾丹吃力地下台阶，她还太小，腿短短的，而通往地下的台阶都很高，我快步跳下两级台阶，一把搂起艾丹就往地下掩体里跑，我感到背后的人群压上来，我感到自己好像要被什么给淹没了。我一脚刚跨进地下掩体的门，还没把艾丹放下，就听见三声沉闷的巨响，不是那种啪啪的爆炸声，更像是某种非常重的东西砸进泥土里了，很沉闷但是很重的响声。莉莉安伸出三个手指对我说“三个”。

之前空荡荡的掩体里现在都挤满了人，我这才回神过来观察眼前的场面，我问自己：啊，这么多人，从哪儿来的呀？真的，就这么突然一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身边都是人，大家都在说话：三个。不，四个。我听见是四个。应该离我们不远，声音很清楚。

我把艾丹放下时，发现自己双腿抖得厉害。在十五秒内，我抱着一个四岁的孩子发足狂奔，这还真是很累的体力活儿。又或者是因为紧张吧。

莉莉安看见我站在那里手足无措的样子，她走到一个破旧的沙发那里坐下，然后她叫我：Yang，Boyi，Boyi（杨，来，来）。

我走过去坐到她身边，她开始比划一些手势，我看不懂，她说是老师教的，有些人嘴巴不能说话，只能用手说，我意识到她指的是“哑语”。她把刚才的手势又做了一遍，她说，意思是“我爱你”。

之后我们坐在掩体里，她一直认真地教我，这个不到八岁的女孩，一丝不苟地教会了我二十二个希伯来语字母的哑语手势。我本来是来当志愿者陪孩子们的，可是现在却成了她陪我，成了她帮助我消除炸弹带来的恐惧。

五点多，天逐渐黑了，孩子们要回家了。大家一起拍合影，孩子们抱着我，不愿意走。Jany说：“杨，明天你还来好吗？”我不忍心说不，可是我也知道我明天肯定是来不了的。她蓝色的眼睛清澈透明，她那样渴望地仰头望着我，我不能说不。人生中第一次，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话。我踌躇着，莉莉安真的太懂事太乖巧，她说：“杨，那你下周末还来，好不好？”

我的心都要碎了，疼得阵阵发紧。我把她俩揽在怀里，吻他们柔软的头发，我说：晚安，好梦。可是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说的，在这随时都会被炸弹骚扰的境遇里，谁能有好梦呢？

2009-01-03

早上接到朋友的妈妈打来的电话，以为她是要问我关于以色列航空公司春节期间飞中国的优惠机票的事，正要告诉她详细的优惠信息，她却抢先说她昨晚想了很久，决定春节不回国了。她说昨晚看到电视新闻，地面部队已经在开进加沙了，形势变得严峻起来，恐怕坐飞机不安全，还不如就待在特拉维夫的家里，感觉会更安全些。

放下电话，想起另外一个朋友很久前也说想春节回国探亲，于是打电话给她，想告诉她以航优惠机票的事，当她听到机票那么便宜时，声音提高了很多，我听出那小小的兴奋来，毕竟对我们这些海外游子，能在春节期间有假和有超便宜的机票回国，是绝对令人高兴的。可是紧接着却听见她长长地一声叹气，电话那头的声音又明显地沮丧下来，她说估计是不能回去过春节了，因为老公刚被征去了预备役，随时待命奔赴战场。她现在一个人在家照看3岁多的儿子，之前正在筹备的搬新家和回国过春节的计划都不得不搁浅。

打开电视，以色列新闻频道正在直播地面部队近驻加沙的实况。画面毫无保留的展示了加沙地带今天的实时战况。

无奈的以色列人站在自家曾经鲜花盛开，如今已被卡桑火箭炸成废墟的后花园里；女主人的梳妆台上全是粉碎的玻璃，从香水瓶边一直延伸到卧室的床边，鲜血四溅。谁受伤了？伤得重吗？现在得到好的救治了吗？

呼天抢地哭喊的巴勒斯坦妇女站在坍塌的楼房前，她那么绝望地仰天哭喊着，她在叫喊什么？她的兄弟或者儿子是否就在几分钟前死在加沙的医院里？

一个以色列外科医生刚刚抢救完受伤的士兵，而此刻他的儿子正和其他士兵一起集结在加沙城外，随时待命进入加沙那可怕的巷战。他是否会想，也许他的儿子会成为他下一个要抢救的士兵？

一个以色列中年母亲，她的两个大儿子和丈夫也是地面部队的众多士兵中最普通的3个，今天，她家所在的城镇遭受了不下20次火箭弹的轰炸，她独自在家照看另外2个年幼的子女，她已经2天没给在部队的孩子们打电话了，她说她决定不要给他们打电话，不要给他们增添任何思想负担。她要何等的决心才能控制自己不拿起电话听筒？她要怎样回答另外2个年幼的孩子询问他们的阿爸和哥哥们在哪儿？

几个前苏联新移民和旅游者跑到离加沙很近的地方好奇地看那不远处加沙城上空的战火浓烟，他甚至还拿手机和他母国的朋友在通话，实时播报战况。当记者问他都看到了什么，他说就是一点烟雾啊，为什么电视新闻里看起来好像在打大仗呢？原来加沙这么小啊，以色列有那么多先进武器，为什么老打不下来加沙，为什么以色列不像我们对待车臣一样？

临睡前跟先生聊天，说起我那个丈夫去了预备役的朋友，以为他会像我刚听到那个消息时一样吃惊，可是他却只是很平常地点了下头表示他收到了我的信息，却并没开口说点什么，这反而加深了我的不安，我只好主动问他，部队会不会也要你再去啊？（他在12月中旬才刚结束服役的）他很理性地说不会的，然后他详细的阐述了他在部队的工作性质，以及为什么不会现在要他去。他讲得很透彻，我也因此彻底放心下来。

作为一个以色列人，我的先生，他今天的生活还是一如平常，甚至连看新闻的时间也并没因这特殊的时期而延长。他仍然准时上床，临睡前陪我说说话，然后看几页他喜欢的小说，而我却无法像往常那样专注于我的睡前阅读，我不得不打断他看书，然后告诉他，也许我们该给他的弟弟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因为这个22岁的现役士兵正在待命出征。先生答应了一声，可是仍旧继续看书，过了一阵子，我又再提醒他，他才拿起电话打给他弟弟，两兄弟仍然还是寻常一样聊了几句，我拿过电话，直接问弟弟在哪儿，得知他在北边，放心了许多，然后又问他是否有朋友在作战，他说有几个，我问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他说不知道，好几天没联系了。先生拿过我手中的电话，嘱咐弟弟要小心照顾自己，就挂掉了。然后他对我说，别问弟弟太详细的问题，他在部队，不能回答你这些敏感问题。

互道晚安后，先生很快就睡着了，而我却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此刻我躺在温暖的被窝里，耳边传来丈夫熟睡中的鼻息，可是，我的那个丈夫去了预备役的朋友，她今晚要如何入睡？那个2个儿子都在前线的以色列母亲要如何入睡？那个在白天抢救了士兵的医生现在要如何入睡？加沙城里几十万断电断水断煤气的家庭要如何入睡？

起床打开电视，新闻里在播加沙城里的居民拿着塑料桶到水车处去接水的画面，孩子们边接水边把水撩到小伙伴的身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以有家不能归，今夜要睡在陌生的地方了，可是他们仍然能在消烟中享受游戏的乐趣，也许他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只是像我这样的局外人却彻底乱了阵脚。

以色列战机的轰鸣声暂时消失了，而就在下午5点之前，这声音在我家的上空响起过不下9次。我似乎已经习惯了那声音，当晚上战机不再起飞，反而让今夜变得异常寂静。夜晚带来了宁静，带来了暂时的和平，明天会怎样？明天我会为先生熬一锅羊肉汤，我还要去看牙医，按部就班地工作，月头定下的计划，仍然照着执行，早上还是7点起床，晚上还是10点上床，10点半入睡。可是现在已经11点半了，我却仍然辗转难眠。